希特勒是收音机的迷恋者。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三帝国的收音机占有率从每四人一台提高到每两人一台。在城市中，人人都在听收音机。

他们想知道帝国的最近新闻、听到鼓舞人心的歌曲，最重要的是，元首的标语、旗帜、游行、“嗨，希特勒”的口号与手势，已经创造出独特的肢体语言，而收音机则帮助创建出一种集体性的声音。

德国人在收音机旁期待元首的每一次演讲，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则是凝聚与鼓舞美国人的最好形态。也只有美国人的收音机占有率超过了德国，它到达了百分之九十。

没人说是因为美国人生产了更多的收音机，自由世界才最终获胜。但现代通讯技术在二十世纪占据着中心的角色，只有通过它，政治人物才能完成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并将这种动员产生的力量，演变成建设或是摧毁性的历史动力。就像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控制了交流手段才能左右历史。”在他的年代，电视机取代收音机，成为时代的中心，他知道他的朋友约翰·肯尼迪如何因为电视辩论而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

电视的出现引发了媒体史上广泛的争论。它将引发文化上的堕落，还是创造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人们经常不自觉信奉技术决定论。世界的历史，是由蒸汽机、火车、电的发明，而变得截然不同。技术本身似乎形成了独特的系统，它有自己的意志与节奏，人只能随着它而改变。

网络的力量

而当互联网在一九九零年代兴起后，它被视作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创造。它不仅像蒸汽机、火车一样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是比报纸、广播、电视机更有力交流手段。关于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神话是，网络的多中心、分散式的形态，将摧毁所有试图管制它的努力。

倘若垄断权力——不管它是政治、商业还是文化的——依靠于信息的垄断，那么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浪潮，将淹没这些垄断力量。尤其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它可以摧毁政治专制。

但很有可能，这是另一个被高估的神话。比起伊朗政权的强悍，Twitter带来的冲击只是表层的。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则越来越熟练的控制互联网。而对于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互联网也可以变成激发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一种大众威权主义已经兴起，它们像是当年纳粹德国或是法西斯的意大利的延续。

互联网可以传递被压抑的愤怒声音，但更可以变成另一个宣传与洗脑的手段，它挑动对外的仇恨情绪、加剧盲目的自大。

所有的信息革命，不管是大众报纸、杂志的出现，还是收音机的普及，或是此刻的互联网，都带来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消化与选择信息时，他们变得焦虑和情绪化，因为稳定的价值观正在被打破，新的操纵者也就会随之出现。

倘若你观察此刻的中国，除去共产党政权的控制外，你不是也看到某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吗？当他们在网络上发表攻打台湾、或是和美国一战的狂热措辞时，引来一片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