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原本泛指宫中的侍奉之官，自秦汉之后才逐渐成为被阉割后在皇宫中为帝王及后妃服务的男人的专称。作为阉人，他们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生理特征；作为宦官，他们又具有不同于普通官员的特殊身份。 
　　而且，他们长年生活在高墙围起的皇宫之内，终日侍奉着神秘莫测的皇上，并与宫禁之外的民间世俗生活处于一定程度上的相互隔绝状态。这一切，使宦官成为中国古代宫廷中最神秘、最奇异的人群。 
　　正因其具有神秘性，人们才会对宦官形成不同的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史籍及世俗用语对宦官的众多称谓上。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历代关于宦官的称谓竟达数十种之多，这在古代职官称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称谓，大致可被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其生理特征而称。 
　　从生理上说，宦官是被阉割的男人，因而就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等称谓。男子去势曰阉，故有“阉人”之称。阉，本作奄，《周礼·天官冢宰》郑氏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后因奄人多承担看守宫门之类的职役，故“奄”加“门”而为“阉”字。所以《说文解字》云：“阉，门竖也，宫中奄昏闭门者。” 
　　“腐人”是由腐刑而得名的，也可称为“腐夫”。腐刑是古人对宫刑的另一种称呼。对于“腐”字，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人在宫刑后身体腐臭不堪，所谓“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也”；二是指腐木不生实，所谓“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事实上，由于宫刑后性器被阉割，泌尿系统致残，宦官们遇到惊吓便会身不由己地尿裤子，因而他们身上常常腥臭熏人，让人恶心。 
　　二是以其常任职役而称。 
　　从常任职役说，宦官是宫廷中专供使令的近侍小臣或仆役，其职役相当复杂琐碎，因而这类称谓也最多。常见于史载的，如有寺人、宦官、太监、黄门、司宫、中官、中人、中使、中贵、中涓、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
　　  
　　寺人是宦官的早期称谓。曾有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寺人”之得名，是因阉割后的男人，已如寺院中斩断情缘的苦行僧一般，故而以“寺”名之。 
　　其实，寺人的称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出现，当时中国境内尚无佛教，更无僧人，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两者类比得名的情形。究其根由，古代“寺”、“侍”两字相通，《诗经·秦风》郑氏笺云：“寺，又音侍，本亦作侍字。”所以，寺人是因其内廷侍奉的职掌而得名的，“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 
　　宦官，又作“宦者”、“宦人”，是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历代正史为阉人作传，多称“宦官传”或“宦者传”。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人们还由汉代宫廷阉宦的官服以貂尾和“铛”为冠首饰物，而将宦官称为貂铛。据《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铛左貂；光武以后，专用宦者，右貂金铛。”汉宫侍中、中常侍，加黄金当附蝉，貂尾为饰。侍中作为朝廷的普通官员多插左貂，由宦官担任的中常侍则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从中也可看出，宫中宦者的服饰与普通官员是略有区别的。 
　　除了上述两大类外，还有以其生理特征与常任职役组合而称的情形。这类称呼也很多，如有宦寺、阉寺、阉宦、宫监、貂寺、内铛等等。再是有带明显感情色彩的称谓，如鄙称有宦竖、阉竖、内竖以及阉狗等，尊称有公公、老爷等。 
　　宫廷中的宦官彼此之间一般都以“爷”互称，姓张称张爷，姓李称李爷。遇到辈分比自己高的宦者应称“师父”，对外人则通常自我谦称为“刑余之人”。据晚清宫廷中的太监池焕卿等回忆，“太监们不喜欢人们把他们直称作太监，如果你把他们叫做公公，那简直是骂他们八辈祖宗。”由此可见，在太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人们能像普通人那样的，称其为“爷”的。 
　　既然宦官都是惨遭阉割之人，那么，阉割术的出现则必然成为宦官赖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 
　　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殷商甲骨文中有字，字形结构一半象形为男性生殖器，另一半从刀，其字义甚明。若进一步从字形分析，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与睾丸一并割除的，具体方法已难以详考。 
　　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 
　　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 
　　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 
　　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阉割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 
　　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一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也是湿漉漉的。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阉割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阉割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 
　　阉割术的存在无疑为宦官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方面的前提，而阉割术的长盛不废，则是与宫刑及宦官制度的长期延续相辅相成的。 
　　宫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大约出现于夏商时期。在奴隶制时代的所谓“五刑”之中，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方式，所惩治的对象起初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淫罪。宫刑是基于维护夫权制婚姻制度的需要而出现的，并为适应最高统治者力图维护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正性需要而逐步完善。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巩固，皇宫禁苑之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外加三千粉黛，真可谓是美女如云的花花世界。 
　　让那些年轻貌美、仪态万千的美人干粗活未免大煞风景，如果让男女混杂其间又难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头痛之事，于是被阉割的宦官大量进入宫廷，宫刑的施行范围也渐渐扩大到淫罪之外的各类罪犯。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即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由此，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罪之刑逐渐演变为减死之刑与免死之刑。 
　　这种变化一方面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早期宦官皆由罪犯充任的局面，进而对宦官队伍的人员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司马迁因替罪臣李陵辩护，依律罪当斩首，后以受宫刑免死。 
　　古代宫刑的对象也往往并不限于罪犯本人。死刑重犯，尤其是所谓“大逆不道”的灭族重罪，通常会牵连到子孙。此类宫刑的目的是为了使死刑罪犯断子绝孙，其性质乃是一种间接的“灭族”。明代有名的大太监怀恩就是因叔父犯罪，家族受到牵连，被处以宫刑而入宫为宦官的。清代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曾颁发律令：“嗣后逆案律应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照乾隆五十四年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其年在十岁以下暂时监禁，“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可见，迟至明、清时代仍有将凌迟罪犯子孙阉割为奴的惯例。 
　　古代的宫刑既是一种刑罚方式，那么其执行自然有专门的机构施掌。史载，战国时期的秦国有所谓的“主腐者吏”；汉代“少府若卢狱有蚕室”，此即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朝廷中，有许多专掌宫刑的“阉工”，北宋攻灭南汉时，曾斩杀阉工五百余人。清代掌管阉割事务的官府机构，是内务府下属的慎刑司。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明、清时期的北京还曾出现过承包官府阉割事务的民间机构。 
　　宫刑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这不仅体现在宫刑过程中的无比苦痛，更在于对遭刑者生理及人格的戕害。宫刑所独具的残酷性，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迫于众议也曾数次下令废除宫刑。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即曾下旨称：“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宫)刑，有以易之，具为令。”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曾恢复宫刑的法律地位，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岁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至隋朝初年，隋文帝更定新律，规定刑名为死、流、徒、杖、笞五类。由此，包括宫刑在内的其他一些肉刑处罚被正式废除。隋朝之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仍有宫刑的事例不断出现，但历代王朝的正式刑罚制度中已罕见宫刑之名。 
　　宫刑自隋朝明令废除后，尽管宫刑阉割并未禁绝，毕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例外，宫内所需宦官从来源到数量都难以保证。然而，历代宫廷之中又确实需要众多担负各种差役的宦官存在，宫刑之外其他方式因而随之出现。 
　　方式之一，是强行阉割战俘或宫中优伶。 
　　隋代废除宫刑之后，罪犯所占宦官的比例越来越小。为扩大宦官来源，历代皆有将敌国战俘强行阉割，然后移送宫廷充役的情形发生。据《资治通鉴》记载，隋代曾“捕山獠充宦者”。此类情况在明朝更为多见。明英宗时期，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率军征伐东苗，竟将俘获的东苗童稚1565人统统强行阉割。英宗得报后，非常愤怒，下旨斥责阮让，觉得这个数目太惊人，会惊扰地方。阮让对皇上辩解道：“用兵诛叛，剪其逆种也。”就是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予叛臣以毁灭性惩罚，以防止他们再度叛乱。另外，古代宫廷中的优伶、禁军中的兵卒或朝廷官员的随从，因被皇上相中而被强行阉为内官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时，宫廷优伶中有一个叫罗黑的人，因善弹琵琶而被相中，遂遭阉割，并专在宫中教人弹奏。明代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王敏随即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左右的内侍，在宫内专陪皇上蹴鞠。 
　　方式之二，是掳掠或贩卖边地幼童进行阉割。 
　　掳掠或贩卖边夷幼童加以阉割，至晚从隋朝以后便成为宫中宦官的重要来源之一。自隋、唐而至明、清，之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宦官来自岭南、闽中，其中缘由正在于此。唐朝时期的岭南、闽中不过是一片贫瘠之地，但这里的人却温柔、文静、俊美、灵秀。更重要的是，内地是禁止人身买卖的，此等偏远之地则不然。因而自唐代以后，这里从事人口贩卖，尤其是从事幼童贩卖的市场始终兴盛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倾覆。其中一些相貌俊秀、聪明伶俐的孩子被贩卖后，再被人阉割，辗转送入宫中。有不少人还因做转手阉人的买卖大发横财，成为当地的豪绅大户。 
　　方式之三，是地方官员或藩属的进献。 
　　地方官员为取悦皇上而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后进献朝廷之事所在多有，而以唐、明两朝最盛。唐代各道每年都有义务向朝廷进献阉割后的儿童，称为“私白”。 
　　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年间由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献的阉儿。明成祖时，大臣张辅出使交趾时也曾顺便选了一批伶俐俊美的幼童带回京师阉为宦官送入宫中，其中史书留名的即有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数人。范弘娴静清雅，才识过人，而且有一种飘逸的神韵，很得明成祖的喜爱，被破例允许在宫中读书。范弘前后侍奉了几位皇帝，深得他们的宠爱。明英宗曾对范弘超凡脱俗的品行大为赞赏，称他为蓬莱吉士。另外，历史上也有高丽、安南等藩属向朝廷进献阉儿的例子。 
　　以上三种情形尽管与宫刑不同，但对被阉割者而言，他们都是被逼的，本质上与遭受宫刑的处罚并无不同。与之相反的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自行阉割的奇特现象。这种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者干脆自己净身的行为，目的一般都十分明确，即希望通过自宫而入宫做宦官。这显然是由宦官制度以及宦官地位的提高而诱发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宦官从被强行阉割到自己自愿净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中关键在于宦官地位的提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自宫以适君”的竖刁之流，此后大凡是宦官得势的朝代，自宫现象便格外普遍。东汉时期的宦官横行猖獗，势倾朝野，因而多有“腐身熏子”自愿成为刑余者。唐朝宦官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抉立及杀死皇帝，自宫一时竟成风气。明代宦官势力最盛，自宫现象亦最为严重，其中有“已婚而自阉者”；有“熏腐其子”者；有“兄弟俱阉”者。更有甚者，竟有人“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其行为绝非“可鄙”二字足以形容，着实令人发指。 
　　尽管都是出于自愿，但究其动机，仍有差别，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因贪图富贵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在阉割时大多都已成年，自宫乃是其谋求富贵显达的自愿行为。 
　　宦官原本是遭人蔑视的贱役，所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但他们身处宫廷，服侍的是具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的皇上，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敬畏之余，人们发现位在贱役的宦官还拥有令人目眩的权势和吃用不尽的财富。于是，世人对宦官的态度由鄙视而钦羡，由钦羡而效仿。一些世代辗转于贫困而无计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些天性懒惰而又不安于本分的人；一些无缘于科举而又祈望出人头地的人，便纷纷自宫而进入宫廷。《清稗类钞》曾记载了清末一个姓张的宦官。他原本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因参加乡试时被墨污了试卷而又一次落第。他苦思数日而无以遣解，最终愤而自宫，幸得不死，最终辗转入宫做了太监。古代历经寒窗苦读却屡屡受挫的失意文人为谋富贵而自宫的例子并不鲜见，同时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现职官员也多有自残求进者。明代万历年间祸乱辽东的矿税使高淮，年轻时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且娶妻生子，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后来，高淮出任辽东矿税使，横征暴敛，祸害商民，最终因激起民变而被罢免回京。应该说，失意文人与不得志的官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旦进入宫廷，往往能获得重用。 
　　除了失意文人和自残求进的官员外，更多的则是那些与书无缘因而根本不可能走科举之途的无业游民愿意为求晋身而选择做宦官的这条门径。 
　　在这些人看来，一时痛楚难忍的宫刑远比十年或数十年的寒窗苦读要轻松得多。何况一旦入宫为宦就可出人头地，不论身居要职的官僚还是富甲天下的豪族，都要争趋巴结于自家门下，任意支使。这等尊贵，除了皇族以外恐怕便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极致了。 
　　二是为求得谋生之处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宫乃是出于谋生及求得一个寄身的地方。 
　　衣食男女固然是人生之自然大欲，但相比而言，毕竟是衣食在前而男女在后。对于许许多多的穷人来说，衣食难继、举步维艰的日子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能混得一份不虞衣食的差使对于他们来说本就不是件容易事，而且事实上有许多陷入穷困之境的男子终生都无法实现娶妻生子的奢望。与其衣食男女都得不到，不如干脆投身宫中，净身为宦官伺候皇帝和后妃，先保住一生的衣食，说不定还有出头之日呢!从清末一些宦官的回忆分析，当时绝大多数的宦官都来自京、津及河北、山东，而且原籍都相对集中。其原因在于，一旦有当太监的发了财，对周围的穷人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由此相互援引、介绍，便在当地形成风气。还有的人是因为生活中遇到挫折而自宫当宦官。如《清律稗钞》所载清朝康熙年间的唐姓宦官，原本是一位商人，而且已经娶妻生女。后来他因为经商连连失败，遂一气之下北走京师，自愿阉割后入宫做了太监。清末著名的权阉小德张，自小家境贫穷。据他的后人回忆，为了出人头地，他独自在牲口棚里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净了身。被人发现后，在土炕上躺了整整六天他才醒过来。 
　　明末最狂妄、最有权势的大太监魏忠贤本来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市井无赖，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在市面上混下去，终于愤而自宫，随即改名换姓，摇身一变入宫做了宦官。 
　　后来因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相好而蒙受宠信，成为大字不识一个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三是宫中宦官所收养的义子阉割后入宫继为宦官。这类人虽说幼年即被阉割，但一般是成为养子在先，被阉割在后，大致上都出于自愿。 
　　古代历朝大致上都不反对宦官养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宦官既不可能生育自己的子女而又有养老送终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伴随着宦官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至少在表面上希望能有正常家庭生活的心理需求。在宦官势力较为显赫的汉、唐、宋、明诸朝，宦官娶妻养子相当普遍，就可查考的资料看，上层宦官几乎人人都在宫外建有豪宅，都娶妻养子，而且其妻娶自高门大户者并不罕见。唐朝权阉仇士良娶妻胡氏，乃是已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可谓家世显赫。唐肃宗时奸宦李辅国娶的是权臣元擢之女，家世同样显赫。娶了妻便要有子。当时朝廷规定高品宦官可以由养子享受门荫入仕、承袭爵位等特权，因而一些贪图富贵之人趋之若鹜，或径自卖身投靠甘为养子，或送子侄为其养子，心里痴想的则无疑是入宫为宦后的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朝廷规定宦官只允许收养一子，但事实上收养数子乃至数十子、数百子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以自愿阉割为代价，不惜改名换姓，谋求进达。唐朝权阉中，杨思晟本姓苏、高力士本姓冯、杨复光本姓乔、杨复恭本姓林、田令孜本姓陈，后来都随其养父而改姓。代价固然很大，但回报也同样可观。出于培植自身势力的需要，权阉养子往往都能成为高品宦官。大宦官仇士良有养子五人，除一个因年纪幼小未能入仕之外，其余四子皆承恩入仕且位高权重。 
　　历史上由养父养子相继相承的宦官家族以唐朝中后期的杨家最为典型。这一家族自唐德宗贞元年间任职左神策军中尉的杨志廉开始，五代养父养子先后相继活跃于权力核心，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号称“世为权家”。其中以“守”字排行的杨氏第五代养子，仅史书所载且能名职对应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如杨守立任天威军使，杨守信任商州防御史，杨守贞任龙剑节度使，杨守亮任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任忠武节度使，杨守忠任洋州节度使等等。其他有姓名无职务或有职务难考姓名者更难以计数，《旧唐书·杨复光传》称其养子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新唐书·杨复恭传》更称其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 
　　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之外，在自宫的庞大队伍中还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幼童。他们或是被父兄送入净身作坊，或是由人贩子卖给净身作坊，所占的比例应该也不会太小。这些幼童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切听任摆布。正因如此，这些人历经磨难长大后，往往十分憎恨自己的父兄，把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父兄的狠心和狠毒。至于那些被唯利是图的人贩子拐骗而来的幼童，从小就失去了与家里的联系，像飘萍一样随波逐流，了其一生，他们甚至长大后都不知道该去恨谁。 
　　由于自愿净身为宦官的人日益增多，至晚自五代十国时起，历朝的京城中都曾出现过持刀阉人的特殊职业。一些人把替人净身当成了自己谋生和致富的手段，并渐渐有了固定的地点，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前文述及的清朝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专门替人净身、实施阉割手术的“毕五”家与“小刀刘”家，其家主都是朝廷现职官员，他们每年按四季，每一季给总管内务府进四十名太监。净身一类的烦琐手续全由两家包办。 
　　明清时代自愿接受净身的人先要到固定的场所报名，时称“挂档子”，然后要经过坊主的审查，主要是看相貌、身段、言谈举止，对那些已经成年，相貌丑陋或不够机灵的人，一般不给手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容貌俊秀、聪明伶俐的人入宫以后容易得到皇帝、后妃的喜欢，在经济和权势上也容易有出头之日，所以作坊主愿意为这些人做手术。相反，那些面相不雅又不甚伶俐的能够进宫就是他们的造化，进了宫也往往很难生存。当然，专门替人阉割者干这营生是为了赚钱，对那些义无反顾、坚持自宫的人，他们也不会与之为难。实施阉割手术之前，一般要交纳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诸多费用，统算起来总有百八十两银子。许多自宫的人身无分文，交纳不起，便要立下字据，找好担保人，待进宫以后按月薪偿还。一些进了宫的太监混得不怎么好，这笔债十几年都还不清。 
　　从朝廷的角度看，大致上历朝都规定凡自愿阉割者皆须报经官府批准，并严禁官民自行阉割。宋代规定凡是自愿净身的人必须先到兵部报名。兵部选择其中相貌端正、聪明灵秀之人，择吉日实施阉割手术。兵部记载阉割的日期，上奏以后以备日后查验。被阉割的人伤好后经过查验，然后再经一定的考核程序方可择优送入宫廷。民间若有私自阉割者，一经查实，予以严惩。 
　　明、清时代朝廷对日益庞大的自宫人群仍持否定态度，并时常下旨严禁。明朝多次严令禁止自宫。明初自宫求职的人并不很多，宦官一职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而问题并不突出。明仁宗时，自宫的人开始成批出现，仁宗下令将他们发配到极地充军戍边。明宣宗时，有九位来自山西的人自宫为宦人，投身晋王府。宣宗得报以后下令法司逮治。景泰时期，朝廷破例接纳了一批自宫的人入宫为宦官。此例一开，致使自宫人数迅猛增加。他们成群结队，纷纷拥来，紫禁城外总是聚集着成百上千的自宫者，哄闹着硬是要求进入皇宫服役。朝廷无奈之下，接连下令严禁自宫，称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应治以重罪。对已经自宫者，则不许他们在王府潜住，不许逗留京师，违者处以死罪，并责令地方官将一切自宫者都遣送原籍当差。 
　　明孝宗时禁止自宫的条文编进了具有法律意义的《明会典》，明确规定自宫者属于“不孝”之罪。在古代人看来，身体发肤受自父母，孝首先意味着应保全身体发肤，而毁坏身体发肤的阉割自然属不孝。孟子尝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宫者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必然影响到家族血统的延续，所犯之罪乃是不孝之大者。中国古代历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有悖伦理道德，必然要予以严惩。所以《明会典》中的条文明确规定，自宫者要施以最重的刑罚：大辟。 
　　但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执行有时候完全是两码事。明代自孝宗时颁布了严禁自宫的律令后，自宫者依旧不断，历史上却鲜见将自宫者处死的记载。对于自宫者的处理，每次都是以皇帝的最新诏书为法令，而皇帝往往在每次颁发的诏书中，狠狠指斥一番自宫的不孝行为之后，又例行公事似的说明不忍将他们绳之以法，以示皇帝对子民的无边恩德。遗憾的是，皇帝们的这种有法不行的举动，最终致使那些律令变成了废纸，所有条文形同虚设，自宫者依然故我。